中国教育家、修辞学家、语言学家--陈望道
民国9年(1920年)5月,与陈独秀等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,并参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建工作。同年春翻译并出版了《共产党宣言》第一个中文全译本。8月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。民国10年脱离共产党。1922年出版的《作文法讲义》(民智书局)一书,是中国有系统地讲授作文法的第一部书,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。民国16年兼复旦大学教授,并任《民国日报》副刊《觉悟》编辑。民国17年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,民国20年7月离开复旦大学,从事写作。民国22年7月,任《文学》月刊编委。1934年,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“文言复兴”现象,与人一起发动了“大众语运动”。主张建立真正的“大众语”和“大众语文学”,并创办《太白》半月刊,撰写多篇文章,宣传大众语运动。民国26年(1937年)6月回上海,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。1938年开始,他积极提倡拉丁化新文字运动,发起成立“上海语文学会”“上海语文教育学会”,并撰文支持文字改革,积极从事语文运动。民国29年秋赴重庆,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,民国31年任新闻系主任、代教务长。民国35年6月,随复旦大学迁回上海。
30年代,陈望道在上海发动了中国文法革新问题的讨论。在讨论中,他先后发表了《谈动词和形容词的分别》(1938)、《“一提议"和“炒冷饭”读后感》(1938)、《文法革新的一般问题》(1939)、《从分歧到统一》(1939)、《回东华先生的公开信》(1939)、《漫谈文法学的对象以及标记能记所记意义之类》(1939)、《文法革新问题答客问》(1940)、《答复对于中国文法革新讨论的批评》(1941)、《文法的研究》(1943)等10余篇论文。这些论文从方法论上批判了机械模仿、生搬硬套的错误,明确地提出了用功能观点来研究汉语语法的见解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,他仍继续研究语法。1955年12月,他在复旦大学设立了"语法、修辞、逻辑研究室",并主持研究室的工作。在此期间,撰写了《漫谈“马氏文通”》(1958)、《对于主语宾语问题讨论的两点意见》(1956)等论文。
1949年之后,他积极支持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工作,为我国语言学的现代化、规范化、科学化作出了贡献。他在修辞学研究方面的贡献集中体现在《修辞学发凡》(大江书铺,1932年)一书中。其中对汉语文中的修辞方式作了系统而详尽的分析、归纳,对修辞格式作了全面的概括(分为38格),首先提出“消极修辞”和“积极修辞”两大分野的说法。该书创立了我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学体系,开创了修辞研究的新境界,是我国第一本系统的修辞学著作。1949年9月,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邀代表;同年10月,任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、主任委员。1950年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部长。1953年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。1954年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1955年3月,任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;同年5月,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,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,并任第二、三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,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,第三、四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,上海市政协副主席,民盟中央副主席,民盟上海市主任委员等职。1957年重新加入共产党。1961年后,任修订《辞海》总主编。著有《标点之革新》等。专著《修辞学发凡》在建立中国现代修辞学体系方面具有杰出的贡献。
1977年,他在病榻上完成了他最后一部著作《文法简论》(1978)的定稿工作。这本书共分7章,其中不少地方是30年代末40年代初一些见解的进一步发挥。书中对词类问题用了较多的笔墨,既讲了词类区分的依据,又讲了汉语的词类系统。他把汉语的实词分为体词、用词、点词、副词4大类。体词包括名词、代词;用词包括动词、形容词、断词、衡词;点词包括数词、指词;加上副词,合为9类。虚词包括介词、连词、助词3类。在实词、虚词之外另立感词一类,共计13类。句法部分讲得比较简单,他把复合谓语分为并列、顺递、接合、提带4种。这本书是他继《修辞学发凡》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。此外,他还有许多篇论文。目前,他的论著均已收入四卷本《陈望道文集》中或依专题而分别收入《陈望道语文论集》《陈望道修辞论集》等当中。陈望道曾任上海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安徽大学、广西大学等高校教授。
1977年10月29日,陈望道不幸逝世,享年86岁。1980年1月23日,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,在上海市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为陈望道同志骨灰盒覆盖党旗仪式。
学术成就
陈望道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和语文研究工作,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。所著《修辞学发凡》出版于1932年,全书共分12篇,分别讲述修辞学的各个方面。其特色之一是引例丰富。所引用的书约250部,单篇论文约170篇,方言、白话各种文体兼收并蓄。二是归纳系统,阐释详明。该书在大量语言材料的基础上,对汉语文中种种修辞方式作了系统而详尽的分析归纳。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,首先提出了"消极修辞"和“积极修辞”两大分野的理论,进而把积极修辞分为辞格、辞趣两种。辞格归纳为38格,每格又分若干式,对汉语文中的修辞格式作了全面的概括。陈望道是中国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观点、方法带进汉语修辞领域的学者。
他在谈到写作的目的时说,该书“是想将修辞学的经界略略画清,又将若干不切合实际的古来定见带便指破。除了想说述当时所有的修辞现象之外,还想对于当时正在社会的保守落后方面流行的一些偏见,如复古存文,机械模仿,以及以为文言文可以修辞,白话文不能修辞,等等,进行论争,运用修辞理论为当时的文艺运动尽一臂之力”(《1962年重印前言》)。《修辞学发凡》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学体系,开拓了修辞研究的新境界。刘大白(1880~1932)在序言中指出,正如《马氏文通》(1898)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著作一样,《修辞学发凡》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著作,“书中既引古人文章为证,并及今时通用语言,不但可以为通文者之参考印证,而且可以为初学者之津梁。"(《修辞学发凡》初版刘序)
陈望道也是语文改革的积极主张者和实践者。早在30年代,他就积极提倡新文字运动,并组织和领导当时上海的语文运动。他主编《每日译报》的《语文周刊》,经常在拉丁化新文字的理论刊物《中国语文》上发表文章,有《中国语文的演进和新文字》(1938)、《拉丁化北音方案对读小记》(1938)、《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》(1939)、《语文运动的回顾与展望》(1940)、《从“词儿连写”说到语文深入研究》(1940)等,并编制了《拉丁化汉字拼音表》(1938),对语文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。1949年以后,他积极支持文字改革和普通话推广工作,曾多次参加有关这些工作的专门会议。在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中,他为确定“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、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、以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”的汉民族共同语的科学概念,作出了积极的贡献。
陈望道还发动了“大众语运动”,于1934年先后发表了《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》、《建立大众语文学》、《这一次文言和白话的论战》、《大众语论》、《怎样做到大众语的“普遍”?》、《文学和大众语》等文章,对大众语的建立提出许多科学性、建设性的意见,促进了文学语言的大众化和大众语文学的发展,同时也为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为了实践“大众语”,他于1934年9月创办并主编《太白》半月刊,首创“科学小品”新文体,开辟“掂斤簸两”新栏目,专登匕首式的杂感,并首倡采用民间的“手头字”。
此外,陈望道所著的《作文法讲义》(1922),是中国有系统的讲作文法的第一部书。他还是最早在刊物上提倡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学者之一。陈望道从事文化学术活动和教育工作达60年,几乎涉猎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,撰写和翻译了许多论文和著作。他的论文和著作,已由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成《陈望道文集》3卷(第1卷1979,第2卷1980,第3卷1981,上海人民出版社)、《陈望道语文论集》(1980,上海教育出版社)、《陈望道修辞论集》(1985,安徽教育出版社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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